无数棉花工人默默死于生产线只有一个偶然地进入历史书籍

　　编者按：本书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史，内容涉及五大洲，将非洲的贩奴贸易和红海贸易联系在了一起，将美国南北战争和印度棉花种植联系在了一起。在贝克特波澜壮阔的巨著中，商人、商业资本家、经纪人、代理人、国家官僚、工业资本家、佃农、自耕农、奴隶都有自己的角色，贝克特清楚地表明，这些人的命运是如何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塑造我们现在这个存在着巨大不平等的世界的。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学术史很少是为公众写的，而《棉花帝国》超越了这一障碍，不仅可以被学者和学生阅读，也适合普通知识阶层读者阅读。这本书在主题处理上丰富多彩，结构非常优雅，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使用令人印象深刻，内容多样。

　　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留下痕迹。他们往往是文盲，在醒着的时间几乎一直为生活奔波，没有多少时间像社交精英那样写信或日记，因此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生活拼凑出来。最令人伤心的一件事就是曼彻斯特的“圣迈克尔旗帜”（St. Michael’s Flags），在这个小公园里据称有4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棉花工人，重重相叠，埋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埋葬死者几乎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埃伦·胡顿（Ellen Hooton）是少数罕见的例外之一。与其他数百万人不同的是，她于 1833 年6月进入历史记录， 被召到国王工厂调查委员会（His Majesty’s Factory Inquiry Commission）面前作证，这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英国纺织厂的童工问题。当她出现在委员会面前时，虽然她只有十岁而且十分害怕，但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人，一个在棉纺厂工作了两年的老员工。埃伦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因为曼彻斯特城里以及邻近地区出现了很多工厂，一些中产阶级活动家关心这些工厂中的劳动条件，试图用她的案例来强调对儿童的虐待。他们声称埃伦是一个童奴，不仅被迫在锁链一般的环境里工作，还被一个残酷的监工所惩罚，在真的锁链下工作。

　　委员会决心表明这个女孩是一个不可信任的“臭名昭著的骗子”，委员会质询了她的母亲玛丽和她的监工威廉·斯旺顿（William Swanton） 以及工厂经理约翰·芬奇（John Finch）。然而，尽管他们努力洗白这个案子，但指控却被证明是真实的。埃伦是玛丽·胡顿的唯一的孩子，玛丽自己是一个单亲母亲，是一个手工纺织工，几乎只是勉强谋生。埃伦七岁之前，从她父亲那里得到一些孩童抚养费，她父亲也是一个织工。但是一旦抚养费期限满了后，母亲就把她带到了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工作，以期增加家庭微薄的收入。在经历了多达5个月的无薪劳动（据说她必须先在这个行业当学徒）之后，她成了在埃克尔斯纺纱厂工作的许多童工之一。当问到她的工作时间时，埃伦说，早上五点半开始，晚上八点结束，期间有两次休息，一顿早餐，一顿午餐。监工斯旺顿先生解释说，埃伦在一个房间与 25人一起工作，其中有3名成人，其余都是孩子。用埃伦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一个“在喉咙打结的人”—这是一项烦琐的工作，需要修理和重新缠绕被拉到骡机框架上的断线。由于断线经常发生，每分钟都会有几次，她每次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完成任务。

　　当机器来回移动时，跟上机器的速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她有时会“断端”—也就是说，她来不及把线头的松散和断端快速连接上。这样的错误代价高昂。埃伦报告说，她被斯旺顿“一周两次”殴打，直到她“头和双手酸痛”。斯旺顿否认殴打的频率，但承认使用“皮带”来惩罚女孩。她的母亲叫女儿“一个调皮捣蛋的女孩”，作证说自己赞成这样的体罚，甚至要求斯旺顿更严厉地管教，以终止她的逃跑习惯。玛丽·胡顿生活艰难，迫切需要这个女孩的工资，因此尽管遇到了麻烦，她一再请求斯旺顿继续保住这个女孩的工作。玛丽说，“我哭了很多次”。

　　然而，殴打并不是埃伦在斯旺顿手中经历的最糟糕的待遇。有一天，她工作迟到了，斯旺顿更严厉地惩罚了她：他在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铁圈（关于重量是16磅还是20磅，没有达成一致），让她在工厂里上下走动。其他的孩子戏弄她，结果，“她与其他人打架的时候，摔倒了多次。她还用棍子打他们”。即使在时隔近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很难想象女孩的生活的困苦、她的工作的单调乏味，以及遭受暴力虐待的痛苦。

　　今天曼彻斯特有一座约翰·赖兰兹图书馆，哈佛大学有一个以洛厄尔命名的学生宿舍，每个小学生都会学习理查德·阿克莱特和伊莱·惠特尼的故事，当然，没有任何图书馆或学校会以埃伦·胡顿的名字命名。除了一小撮历史学家，没有人知道她的一生。然而当我们想到棉花制造业的世界时，我们应该想到埃伦·胡顿。没有她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妇女和男人的劳动，棉花帝国将永远不会建立起来，赖兰兹和洛厄尔也无法积累他们的财富，而阿克莱特和伊莱的发明也会在谷仓的角落里吃灰。埃伦的故事凸显了肉体惩罚的暴力，但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困境中所遭遇的更为平庸的暴力，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工厂，他们为了服务于这个棉花帝国而耗尽了生命。

　　像埃伦·胡顿一样，数以千计——到19世纪50年代，则是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流入了新建的工厂，操作生产棉线和布料的机器。动员这么多的妇女、儿童和男人到工厂工作的能力让人心生敬畏。好多同时代人都被数百甚至数千名工人走进和离开工作岗位的景象震惊了。每天早晨日出前，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孚日山脉的狭窄小路上前往位于山谷的工厂，从阔里班克纺纱厂的山坡上的宿舍床上爬出来，离开他们在略布雷加特河上面勉强维持生活的农场，穿过拥挤的曼彻斯特街道，走向遍布在散发着臭味的运河边上的几十个工厂之一。到了晚上，他们又回到了破败的宿舍，在那里他们好几个人共同睡一张床，或者到了寒冷而漏风的小屋，或者回到巴塞罗那、开姆尼茨或者洛厄尔的人口稠密且建设糟糕的工人阶级社区。

　　多个世纪以来，世界曾经见过极度的贫困和劳动剥削，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量的人类围绕着机器生产的节奏组织生活的每个方面。一周6天，每天至少12个小时，妇女、儿童和男人填满机器、操作机器、修理机器和监督机器。他们打开包装结实的生棉包，把成堆的棉花喂入梳理机中，来回移动巨大的骡机，把断头的纱线捆扎在一起（像埃伦·胡顿一样），他们从纱锭中取出纱线，提供必要的粗纱给纺纱机，或者扛着棉花在工厂里移动。纪律是通过小额罚款和强制解除合同来维持的：19世纪初的一家工厂的解雇案例有各式各样的官方理由，从诸如“使用不适当的语言”之类的乏味的纪律问题，到“用她的丑脸恐吓 S·皮尔森 先生”这样奇特的指控。维持一支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将会一直困难重重。1786 年后的 20 年，一家英国工厂招募的780名学徒中，有119人逃跑，65人死亡，还有96人不得不遣还至原来同意他们前来的监护人或家长。毕竟，这是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谓“黑暗的撒旦工厂”时代的开始。

　　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工人都要走进这些几层高的、通常是由砖块砌成的建筑物中，在巨大的屋子里工作，这里的环境常常很热，几乎一直潮湿、多尘而且震耳欲聋。他们努力工作，生活贫困， 死得很早。正如政治经济学家莱昂内·利瓦伊（Leone Levi）在 1863 年所说的那样：“请短暂进入那些众多工厂之一；看那数以千计的工人队伍稳步工作；看，每一分钟的时间、每一码的空间、每一只老练的眼睛、每一根灵巧的手指、每一个创造性的思想，都在专注于高度压力的工作。”

　　很难夸大这个新的人类劳动组织的重要性和革命性。今天，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大多数人靠出卖劳动力谋生，每天工作数小时，报酬是我们的薪水，用以购买我们日常所需。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 机器确定了人类活动的步伐。但是在18世纪或19世纪，这并非如此：如果从整个世界来看，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以劳动力换取工资，特别是制造业工资。工作的节奏是由气候、风俗、大自然的循环决定的，而不是机器。人们工作，或者因为他们是奴隶，不得不这么做，河南图书馆或者因为他们是世俗或宗教当局的封建附属，或者是因为他们在自己拥有权利的土地上使用自己拥有的工具来生产生活必需品。作为棉花帝国中无数的齿轮之一，制造纱线和布料的新世界从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棉花制造依赖有能力或说服、或吸引、或迫使人们放弃几个世纪以来组织人类生活的活动方式，加入新兴的工厂无产阶级。尽管这些机器本身也令人震惊，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这种工作节奏的转变要更为重要。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这点，但当 埃伦·胡顿和无数其他人流入工厂时，他们看到的是未来，他们的劳动正在建设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未来。

　　（编者注：在维基百科上查到可埃伦·胡顿后续的生活，很可惜没有看到任何和她有关的图片。从人口普查、婚姻、死亡登记上我们猜测，埃伦在此之后继续以纺纱工人在工厂工作，1841年，她嫁给了木匠托马斯，他们在1845年有了一个女儿爱丽丝，但是埃伦在1850年去世（或者离开了她的家庭）。1851年，她丈夫再婚，女儿爱丽丝结过两次婚，在乔利去世，享年30岁。）

　　本文摘自《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作者: [美]斯文·贝克特，译者: 徐轶杰 / 杨燕，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4月版